最近，菲律宾的政治局势已然走向风口浪尖，小马科斯政府与西方势力联手，明显将矛头指向杜特尔特家族。正值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作出裁决，表示可对杜特尔特进行提审之际，马尼拉同时加快了对副总统莎拉的弹劾程序，显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进入十月以来，菲律宾国内各种派系的对抗愈演愈烈，两场行动几乎是同步启动，所有矛头皆指向杜特尔特一家。

国际刑事法院第三审判分庭已明确表示，即便81岁的杜特尔特面临长期羁押，其认知能力依然保持清晰，能够自主指导辩护律师，因此符合接受审判的条件。接下来，提审程序将按规定公开进行，这一裁决显著限制了杜特尔特辩护团队的空间，以前以健康问题为借口要求延期的策略已无效。案件已定于11月30日开庭，检方预计需要193小时来陈述案情，涉及至少49起具体事件和32万页相关材料。

此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16至2022年杜特尔特的执政时期，他推出了严苛的禁毒政策，导致大量嫌疑人没有经过审判便被处死，人权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，相关死亡人数已达数千。国际刑事法院因此对杜特尔特提出反人类罪的指控，认为他对这些死伤事件应负有责任。

实际上，这场政治对抗反映了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之间的博弈。没有小马科斯政府的支持，国际刑事法院根本无法将杜特尔特送至海牙审理。菲律宾早已退群国际刑事法院，该机构并不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，也没有普遍的国际法效力，逮捕外国前领导人本身就是法律上不可站得住脚的。小马科斯本可以选择在主权框架下拒绝配合，但他却主动选择协助，这实际上是通过国际司法名义进行政治清算，既迎合西方势力，又打压本土政治对手，以巩固自身地位。

在海牙的动作落定之后，马尼拉对莎拉的围剿也愈发紧凑。今年5月，菲律宾众议院高票通过弹劾条款，将副总统莎拉·杜特尔特的案子提交至参议院弹劾法庭。进入10月后，庭审不仅改为全天制，还提前了整体审讯进度，整体节奏愈加紧张。

更为严厉的是规则的调整，参议院弹劾法庭的裁定将定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计票基数，从全部24名参议员改为实际参与庭审的参议员总数。莎拉的辩护团队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，但该请求因起诉时机不成熟而被驳回，使得莎拉翻盘的可能性愈加渺茫。舆论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铺垫，前参议员特里兰尼斯四世早在今年4月出庭作证，称杜特尔特家族五人共收受毒贩资金1.816亿比索，其中莎拉涉嫌2230万比索。菲律宾反洗钱委员会确认，莎拉夫妇在2006至2025年间有约67.7亿比索的大额银行交易，这些资金未在官方财产申报中显现，为控方提供了有力证据。

10月初，控方进行了关键调整，去除了证人名单中的特里兰尼斯，撤回了证据不足的行贿指控，集中精力加强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。这并非让步，而是策略性收缩，控方将继续传唤多家金融机构代表出庭，攻势并未减弱，反而换了更为稳妥的突破口。

弹劾案的复杂性在于场外的利益博弈。一部分势力希望在2028年大选前铲除在民调中领先的莎拉，以便提前锁定选举优势，另一部分则想借此机会，抨击杜特尔特时期的务实对外政策，巩固自己的发言权。虽然各派诉求不同，但在打压杜特尔特派系的问题上却形成了统一战线，一个主攻司法程序，一个主导舆论，莎拉面临的压力持续增大。杜特尔特家族也不甘沉默，早已准备应对最坏的局面。

莎拉最近在达沃自透露，母亲建议她暂时退出全国性政治竞争，让现任达沃市长、弟弟塞巴斯蒂安接手家族在2028年 presidential选举中的布局。这一fallback计划早有埋伏，今年4月塞巴斯蒂安成为菲律宾民主党主席，就是为此做的准备。如今，整个杜特尔特家族已摆下分层布局，莎拉负责前台参选，塞巴斯蒂安做后盾，长子保罗则在国会担任众议员，保持在立法层面的影响力。即便其中一人出现问题，整个家族的政治参与也不会中断，风险被有效分散。

更有趣的是，即便杜特尔特被羁押在海牙，仍以绝对优势赢得达沃市长选举。尽管他在公开露面时神态憔悴，反而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同情。此时的小马科斯也陷入执政信任危机，因此很难判断最终谁会在这场对局中占得便宜。